冯仑：管住政府的手 不要乱摸企业家

新浪财经讯 “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图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现场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尊敬的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年是2012年，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让我想起来在100年以前的1912年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位当时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叫张謇，这一年当上了孙中山政府的部长，而且第一次和孙中山见了面，见面以后，孙中山让他帮助政府筹集政府最重要的革命善款。谈完了以后，他给孙中山一个评价，四个字叫“不知崖畔”，就是这个革命家不知道事情难办，只是夸夸其谈。这件事情发生在一百年以前，民营企业家和一个体制和一场变革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变革时代的民营企业。

　　在整个过去一百年，我们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我们大概各用了50年来完成我们这样一些讨论。也就是说，过去在一百年里真正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我们花的时间也就50年，还有50年干什么呢？解决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所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过去100年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是怎么样来自主和发挥作用。大家知道清末的时候发生了重要的维新叫做改革，之前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叫做洋务运动，这叫经济改革。

　　所以，经济改革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然后就面临维新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进一步采取宪政的态度，或者保留原有的旧的体制，当时的实际领导人光绪和慈禧发生了争执，核心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问题，慈禧只主张经济改革，但是清朝的游戏规则不能变，最后慈禧就把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最后把光绪也杀了，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她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基本坚持，就是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清末最后的大清王朝的游戏规则，政治架构不能改变。

　　但是，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由维新改良最后酝酿成为一场革命，这场折腾一直折腾到北伐成功才消停了，中间花多少年时间呢？就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27年也花了16年时间。我们用16年时间最后把这个捅破了，解决前面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变化的问题，最后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1927年消停，到1937年我们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今天上海滩的很多项目都是这个时候建成的，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外资，洋人不比今天少。但是，遗憾的是，从1937年开始，中日战争，最后到1945年开始，我们又开始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由黄金十年培育成功的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到底是不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于是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最后用了五年时间用2000万人的性命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这又是一次重大的解决经济成长带来的社会矛盾。

　　之后大家知道一直到1978年大陆30年的实践证明苏俄的方式的确不能够让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台湾成为四小龙之首。然后到了今天，我们最后又做了一次变革，于是放弃苏联模式，我们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一下到今天又30年了。到了30年之后我们又开始出现经济成长带来的社会问题，又要开始讨论在过去五年所有人都在关注经济成长以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究竟怎么解决？

　　所以，从这样来看，我们整个过去100年，真正发展经济的时间也就是1927-1937年，然后最近改革开放30年，这是真正我们按照经济规律，按照市场经济来发展成长中国经济，其余的时间都是由经济成长带来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我们的讨论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三种方法。但是，遗憾的是这三种方法都不一定是很小代价的方法，而是很大代价的方法，一种就是宫廷的方法，比如光绪、慈禧宫斗这是一种方法，解决向何处去，用上来方式继续发展经济。另外一种就是广场的方法，在广场上搞群众运动，和宫廷里配合，这也是牺牲。再有就是战场的方法，就是军事斗争解决怎么样经济成长以后的社会矛盾。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们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一种代价小的方法，比如法制和民主，假如当时从清末我们就用了这个方法，我们经济稳定增长至少100年。

　　所以，我们今天民营企业在过去100年里头，我们非常有趣的发现，我们都是在后一个50年在费心思，前一个50年就是经济成长大家都很会做，当时在30年代，我们的民营企业，我们的海归已经能够创造的业绩把跨国公司打败，这种例子非常之多。但是，我们因为后一个50年我们被迫选择，于是让我们民营企业总是在做被动的选择题，就是我们要在选择市场和产品的同时，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人，每天都要做两个选择题，而西方只做一个选择题，另外一个交给民主、宪政和法制来解决。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过去一百年都怎么选择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种选择就是张謇，张謇不仅是学问很好，而且在体制内也做的很好，最后回到家乡办实业，深刻的卷入了当时的维新改革，后来还当了部长，甚至在袁世凯政府也当了部长，而且做一个叫做立宪派的一个首领。他的企业做的很好，当时的沙场也是全国首屈一指，自己超级有理想，因为他自己几乎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没有什么家当，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营企业，在1952年一个早上，他跟他的家人讲，我累了，我要休息。于是吃了安眠药再也没有醒来，这个人叫卢作孚，他在30年代的社会理想非常大，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要人得人，企业家最高的理想就是做仁义的人，我需要为社会做事情，我就能够充满理想的做，最后得到，要人得人，这样的人，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和整个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给他以最大的伤害，他对身边的人为我们党的干部搞定，然后在整个的北京见了一次中央领导，于是为身边的人收留了一个过去非常穷的孩子，这个人举报他腐蚀共产党干部，所以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在这样的政治转换当中不能适应，而不是在经济和社会奉献当中不能适应，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还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在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说你是中国头号的大财团，于是他说，我的一切都要捐献给国家，从此我得到的分红要再投资，我不再剥削，不再勾心斗角，我要成为新中国的工作人员，他又做了一次选择。于是这样一个百年老店不存在了，或者可以成为跨国的竞争性的大财团不存在了，我们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先进的国家领导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在做选择，这个人他最后的回忆录里写，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政府方面派来的人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原材料的供应和资金都已经被政府垄断和控制，另外天天让我们学习，道德上摸黑，甚至有的拉出去枪毙，最后连自己家生活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资本家有什么可当，于是他全部都捐出去了。当时民间资本一共23亿，陈云算了一笔帐，用7亿把他们赎买，最后买爱国公债，这部分人被温水煮了青蛙。还有一部分人，一看社会太动荡，太变革，于是就放弃了当时在大陆的经营，跑到了香港和美国，3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又回来了。这就是过去100年民营企业所能做的面对经济成长社会转型时候，当社会转型不能够沿着民主、法制轨道发展的时候，我们做的所有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历史还在重演，今天在座的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家正在像当年的张謇一样，求人得人，一方面努力做企业，另一方面回报社会，同时积极希望推动社会的民主法制的建设。我们也看见了像荣毅仁这样的身影，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献给党，而且是以条件的，已经言语之间的表达完全超出了荣毅仁的觉悟。

　　第三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积极的在办理移民，试图用钱换取另外一种安全，这就是我们讲的移民问题。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正在积极的用投资的方法来离开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中国未来怎么办呢？当然，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新的领导集体，有两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信号。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这是“十八大”给我们的信号。第二件事情，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给我们的信号就是要依法治国，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最终的目标要界定清楚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一切都是要寻着宪政和法制的渠道规范和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一个持久的法制的基础和宪政的基础。

　　所以，由于这两件事情给了积极的信号，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的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未来再一个50年，我们可以专心像柳总说的，我们能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们再也不想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儿。我们以前总跟柳总开玩笑说，有些企业家之所以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就因为洞房里动静太大。我希望民营企业真正就像东升讲过的一样，我们真正能够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一个社会环境，有一个管理自律，而且能够自我管理有效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的做自己的事儿，像刚才马行长讲的一样，我们只做自己的事儿，我们特别希望只做自己的事儿，对别人洞房的事儿兴趣不是太大，希望你们洞房的动静小一点，让我们创新的声音，让我们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大一点，这样我们有希望，国家社会当然就会得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宪政以及政府的改革更加有效，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大，我们的希望才在明天，在后天，在永远！谢谢！